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中国现实 先笑后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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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短评：据说－－到处在删此帖。可我发现－－转的比删的多。
1、发改委成立至今只做过两件事：1）涨价，2）替涨价辩护。
2、目前中国有效的反腐手段有：1）夫妻反目；2）家中被盗；3）意外事故；4）情人举报；5）网民诅咒。
3、55岁的周润发宣布死后将捐出99%的财产，什么都不想带走。作家顾晓军评论道：千万不要捐到大陆来，不要害了无辜的官员。
4、上海对北京说：“盛会过后烧栋楼也算是我们的老传统了……”北京点点头，然后和上海一起默默地看着广州。
5、感冒了，怕去医院太破费，于是对老婆说：“熬点姜汤喝吧。”老婆说：“姜太贵，咱们还是去医院吧……”
6、一女同事忧心重重地从我身边走过，嘴里叨叨着：“糟糕，我可能要红了……我U盘丢了……”
7、奶奶说如果菜价再这样涨下去，那么房子就要跟白菜一个价喽！
8、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但韩国、日本从来没宣布自己经济翻番，中国却天天说自己翻了很多番。
9、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爱情，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家，保不住自己的权利，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保不住自己的自由，保不住自己的生活……却想保住钓@鱼@岛……向全世界最牛逼的中国愤青们致敬！
10、中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沟油，或死于石灰面粉，或死于结石奶粉，或死于毒疫苗，或死于危房，或死于拆迁，或死于日记，或死于酒色，或死于宝马车轮下……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11、中国不一定是和邻国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但肯定是和本国公民土地争端最多的国家。
12、看到一寝室阳台挂着，“为灾区祈福，愿天佑中华”，我觉着这标语挂四年都没问题。
13、新西兰大地震无人死亡，开不成表彰大会了，没那么多英雄事迹了，拍不成电影了，捐不了款了，不能降半旗了，不能全国不打网游了，明星也不能诈捐了，也没法创造生命奇迹了！最主要是新西兰错过多难兴邦的大好形势了。
14、教育：希望进去，绝望出来；医疗：小病进去，大病出来；房产：蜗居进去，房奴出来；演艺：玉女进去，小姐出来；衅仿：窦娥进去，疯子出来；官场：海瑞进去，和绅出来；煤窑：蹲着进去，躺着出来；大学：校花进去，残花出来。
15、我爸是李肛”事件出现了成都版：一男子因为停车与对方争执，骂脏话、打人、掐脖子，还叫嚣“我在宫安菊有人”！不料对方给出回应“我在剪茶厅也 有人”。于是“我爸是李肛”升级了，变为“ 我***有人”于是网友们开始造句：我�务愿有人、我城管有人、我火葬场有人、我美国有人、我肚子里有人。
16、以前经常看到报道比如印度/巴西之类贫民窟着火死掉几十几百人的新闻，现在发现，只不过我们的贫民窟卖到了4万1平米。
17、人生境界：拿沙特的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带瑞士手表娶韩国女人包日本二奶做泰国按摩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喝法国红酒，吃澳洲海鲜，抽古巴雪茄，穿意大 利皮鞋，玩西班牙女郎，看奥地利歌剧，买俄罗斯别墅，雇菲律宾女佣，配以色列保镖，洗土耳其桑拿，在中国当公务员”；不过只要做最后一点，前面皆可实现。
18、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1500位猛男悍女，就是囊括了所有冠军，也只能代表中国体制，而非中国人的体质。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质的，是3千万三聚氰胺宝宝的身体。
19、【声音】一个54岁下岗工人说了一句震惊中外的话：“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
20、某市近来每到夜里，许多领导的办公室火光熊熊，有人打119报警，消防队无动于衷，拒不出警。民众投诉后得到的答复是：领导们在烧日记。
21、顾晓军教导我们：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
地震下中国样样输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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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同样造成重大死亡，日本人怎么就不抱怨批评政府没事先发出预报？中国汶川地震时，怎么中国人就质疑批评可能漏报？
答案是，日本人不会认为政府隐瞒震情；没报，是因为真的没有预测到。而中国政府却有预测到而不报的前科。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本来可预报，却因当时批邓反孔政治运动而人为不报。现任中国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曾明确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这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
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地震局长陈建民在意大利旅游，接到请示，问要不要发地震预报，他回答说，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要报，否则影响奥运火炬正常传递（又是政治）。结果汶川地震造成近九万人死亡！
而在民主的日本，如果当局有意隐瞒，不要说首相得下台，内阁会垮台，当事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命关天，这是“天”大的事！
而在中国，专制政权向来草菅人命，政治的需要、政府的需要从来都排在老百姓人命的前面。
●对儿童只拍背影或鞋子
从日本面对这场大地震和海啸的反应，更可看出中日两国在制度、媒体、精英和大众等很多方面的不同：
第一，政府反应不同。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外部援助。而中国政府不要说当年唐山地震时拒绝外援，32年后的汶川地震，在急需救人的黄金72小时内仍是一如既往地“残忍”！拒绝一切外援，连震灾救人很有经验的日本和台湾救援队也被拒。有报导说，中国政府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当地的军事设施被暴露。但日本这次地震海啸，二十多架战斗机被冲毁，核电厂受损。战机和核子等更是“机密”，但日本却马上接受全球35国救援，仅美国就开去14艘军舰，包括雷根号航空母舰。怎么日本就不怕军事和核子秘密暴露？因为民主的日本更看重人的生命，救人高于一切！
第二，媒体反应不同。日本媒体沉着冷静的专业化报导，被普遍称誉。在NHK等电视上，没有报导者的煽情，没有渲染受难家属的情绪失控，对受访儿童，也只拍背影或鞋子以示尊重。而中国媒体，别说按当局口径，甚至为获收视率而有意缺德。例如上次汶川地震时，官方电视记者竟要求对砸在下面的幸存者别抢救，先拍摄采访，然后再救人。这种做法简直是图“媒”害命！
中国遇到大灾难，媒体对政府官员所谓“领导抢救”的歌功颂德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伙同当局造假。例如上次青海玉树大地震时，温家宝赶去视察。他刚到现场，当地“群众”就打出条幅“总理辛苦了”，新华社发的照片显示，标语是正楷毛笔大字。在那种急需救人的紧张时刻，幸存者哪有闲心写这种条幅？而且在满目苍痍中，到哪儿找宣纸、毛笔和墨汁？明摆着，是当地官员（伙同新华社）造假。而中国官方媒体就热衷报导这种“地震新闻”，谄媚权力者。
●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第三，大众反应不同。这次日本地震和海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面对巨大灾难日本人表现出的镇静、守法和有条不紊。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怨天尤人，人们从电视画面看到的是，在公用电话亭前，在地铁站口，在领取用水和购物时，日本人安静地排着长队，井然有序。连中国新华社记者发自日本的报导都说，“尽管到处是纷乱的震后痕迹，但社会秩序仍保持良好。虽然红绿灯已因停电瘫痪，也没有警察指挥车辆，但车辆通过路口时，仍多会相互礼让。灾难并未击垮人们的心灵。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面走来的时候都会互相问候，叮嘱——要小心啊！”
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在东京亲历地震返回中国后，讲述了他的经历： “地震来了大家都不是马上打电话给家人，即使是有来电也不接。”日本规定在地铁和公车里面不准打移动电话，大家都严格遵守。地铁站里没有一个人尖叫或者不镇定。在东京大地抖动的三分多钟里，街头的交通秩序也很井然，并没有闯红灯的现象。他跟很多人疏散到广场，安静地坐在地上，人们没有很慌张。大家都很相信政府。震完了大家哪里来就哪里去，“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东京华文报纸《日本新华侨报》的记者描述说，“没有人惊慌，只偶尔听到�褓中婴儿的哭声；公车全部停驶，乘车的人们都安静地排着长队等候。”他还特别提到，与报社在同一楼工作的日本人“使劲顶住安全出口的门，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先逃生。”
●有这点力气，何不抢中南海
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地处灾难中心，都在购买和领取食物时秩序井然，食品价格依旧，商家没有乘机哄抬物价，民众也没有抢购囤积；反而在没有地震、没有海啸的中国深圳、上海等好几个沿海城市，出现民众抢盐的风潮。商家也乘机哄抬物价，原来一袋盐几块钱，现在涨到三十多元，还买不到了。网路有人气愤地嘲讽说——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一边是五十壮士“我不回来了。”另一边是疯狂抢盐。听说连酱油，豆瓣酱和鸡蛋都开始抢了。有这点力气，何不干脆抢中南海！而在东京和整个日本，都没出现抢盐风潮，日本人称中国人抢盐不可思议。
中山大学那位副校长感叹说，“面对日本民众在此次大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教养和素质，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汗颜、羞愧、无地自容吗？”
第四，精英反应不同。面对大灾难，日本的社会名流和精英没有乘机作秀，更没有立刻成立什么基金会而敛钱。在日本推特上，那些跟随者数万的艺人、职棒球员等，实实在在地传播一些地震救援知识，如避难前要先关闭电力与瓦斯，把压在建筑物下的伤者拖出来之前要注意什么。日本推友还相互提醒，一定要在路上避难过程当中协助那些不会说日文的外国人，特别要照料高龄者与妇女，对独居的邻居也别忘记去敲门。
●七百亿捐款肥了贪官
而在中国，汶川地震时我们看到的是电视上的捐款秀：一些企业和名流们，举着标明数额的一包包现金，点一个名，往箱子里扔一包。这么个“秀”法，都不觉得难为情。更有不少名流的表现丑陋不堪。汶川地震时，厅局级的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声称捐款20万，被媒体广泛报导。但最后查明他根本没捐钱，是用他的书等顶替。电影明星章子怡还到海外募款，最后不知是一百万还是多少美元，也没有如数交给灾民。还有那个要中国人接受政府管制的成龙，也是高调搞什么募捐。最后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外人无法得知。
而在日本，名流还是企业界，是默默地做些实在的救援工作。例如，地震发生五分钟之后，全部日本的电话亭都变成免费，连打国际长途也只需一百日元。日本著名三得利饮料公司宣布，其旗下所有自动贩售机的罐装饮料都免费，只要按键即出。便利连锁企业“7-11”和“全家”等还免费提供食品和饮水。公用电话不仅免费，通讯商还免除网路通信费，以便民众及时通过网路获得联络和信息。
日本企业每逢大灾难，除纷纷捐款外，还向大众公布“责任报告”。而中国地震时那些捐款，最后很多去向不明。汶川地震后，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捐款流向做了半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高达767亿元的大众各界捐款等，80％流入政府的财政帐户。在中国几乎无官不贪的现状下，这么多捐款，实在是给了贪官们机会。
一场大灾难，最能反射出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和道德等很多问题。中日两国对比，更让人看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有公民文化，才会有真正的秩序，道德和勇气。
2010年11月6日星期六
中国让人喋血的世界排名！
原始来源：http://buhao8.com/blog/1295
一、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二、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
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行第3。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每人每年，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 GDP算，中国人均收入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三、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四、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
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中国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43%)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中国是8%。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并且 80%的公费医疗还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1%的高干们在享受）。中国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公款吃喝却是日本的1000多倍。还有官方自己公布的贪污腐败数额是一年25000亿。
五、中国"清廉指数" 排名全球第71位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是全球著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的《全球腐败年度报告》，总结出"清廉指数"。2004年中国内地得分为3.4分，排名全球第71位。(编者注：2010年，第78名）
六、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
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八、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2004年中国共*产煤十六亿六千万吨，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九、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比这还要高。在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十、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
十一、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979年刑法分则中,有7个条文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之后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29个条款规定了40个死刑罪名,共计有 36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
十二、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数量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负担是将长期困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沉重负担。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１５岁以上人口中，有１.８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１５.８８％。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均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 乌干达。
十三、中国0.4%人占70%财富
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10年10月28日星期四
危害中国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一味的鼓吹中国模式有多好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整体经济规模扩大许多倍，并借此重塑国际大国地位。然而中国却未遵循西方、亚洲过去的发展模式，政治改革并未伴随经济改革发生。独特的“中国模式”引发中西学界讨论：西方式的发展模式是否已被中国颠覆?台湾《联合报》邀请刚出版《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终身教授陈志武，与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吴玉山，针对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等议题，展开对谈。
【台湾《联合报》10月25日文章】题：中国模式 带领崛起? 带往崩溃?
问：有人说中国“大国崛起”，也有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请问两位的看法?
陈志武：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读，有很大的误解，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政治制度看成一种单变量的关系。
中国的“大国崛起”，是在人口世界第一的优势上，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通过模仿、加快工业革命的进程完成。相较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18世纪乾隆时代发生了勤劳革命——透过许多人贩卖廉价的劳力，抵消制度不利于市场之处。当勤劳高到一个程度，它可以代替制度的缺失，这也可解释中国这30年来的发展。
中国这30年崛起的过程忽略了劳工权利，效率固然很高。但在下个阶段若要透过自主、创新的方式获得进一步发展，整个制度就面临改变的需要。
吴玉山：中国的崛起只是在“补课”，以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历史大国，过去在特殊状况下坐到世界的后列，现在只是一个矫正的过程，坐回他原本应该坐的前列。
陈志武：“中国即将崩溃”，是由于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所产生种种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崩溃”的机会不是太高，这些问题在未来十几年不会使中共崩溃，但会形成压力促使中国改革。
吴玉山：中国即将崩溃?这个问题有点问题，为什么要问“中国即将崩溃”，而不问“中国即将改变”?“崩溃”指的是经济解体或内战，我认为中国目前不会发生。但政治经济长期失衡所积累的矛盾、压力，可能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东欧和苏联共产政权解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体制也无法维持。没想到这20年来，这个以消灭资本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控制发展了一个成长最迅速的新兴资本主义体系。把两种最不能想像的极端现象，放在一个国家之内，却还能维持稳定的状态，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陈志武：许多人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东欧的休克式改革对比，认为前者在社会稳定基础下获得快速经济成长，比后者以政治快速改革造成社会动荡聪明。我个人认为是过度简化的看法。
俄罗斯人口有2亿，中国人却有13亿，人口劳动力的数量使得邓小平可以利用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在沿海发展制造业，让人民尝到甜头后，支持政府的渐进式改革。
问：陈教授最近出版新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两位怎么看“中国模式”?
吴玉山：今天中国的制度是走了一半，既非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加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制加资本主义，而是夹在中间。学界争辩的议题是：中国现在这个状态究竟是残缺的、必须继续往西方那一端走去，还是就停在这里，因为这就是最好的混合制度。
过去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亚洲模式”，也是允许经济官僚调控市场政策、有违自由市场原则，却被认为是后进国家最好的模式。如今中国这种中间模式也被冠以“中国模式”之名，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金融风暴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对这种看法推波助澜，加上中国的自傲，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让中国在21世纪成功超越美国。
陈志武：中国模式和亚洲模式并不相同。台湾、日本都有一套政治上的制衡机制，抑制政府的权力失控膨胀，中国却缺乏此类制衡机制。金融风暴之后，过去一年中国政府的权力比起金融风暴前明显被强化。我担心大家对中国模式的赞美，会引导中国政府权力走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状态。
现在害中国最有效的方法，是吹中国模式有多好；而真正对中国社会有益的，却是那些推动中国崩溃论的学者。
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
《南方周末》10年10月28日在改成了介绍瑞典经验的文章后刊登。
作者：驻瑞典哥德堡前总领事 高锋
我能有机会参加任老去世五周年纪念会，与大家一起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感到非常荣幸。我没有见过任老，但对任老思想特别是他关于政治改革的远见卓识是很佩服的。正如他指出，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治改革就是走向社会民主和法治"."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开放舆论，实现人民监督"。"舆论不开放，失去监督，腐败得不到遏制，政改也推行不了"。"自由有什么可过敏的？民主有什么可过敏的？没有自由能有民主吗？不民主能有自由吗？这是不可分的嘛。"政治改革像经济改革一样，还是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政改要靠体制内，也要靠体制外，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话是多么尖锐，多么深刻，多么好啊！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遗志，像他一样献身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纪念任老使我想起在广东工作过的另外一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习仲勋副委员长。他为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5月我曾有机会陪同习仲勋在瑞典参观很受教育。可以说，我研究瑞典社民党是从他的访问开始的。我当时在使馆为代表团当翻译。我陪习老参观了一个现代化农场。农场主原来是一个贵族，有一千公顷的土地、两千公顷森林。但是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子，为什么一个贵族像个老农民？社民党上台实行福利制度之前他家里雇了很多长工仆人。改革后他要为他们支付高工资，要替他们交社会保险，而且还要每年谈判增加，他就受不了。只好把他们都解雇了，只剩两个工人，农忙时他就开着机器和工人一起干。他还喂了1000头猪，全靠机器。宫殿一样的大房子，全靠他夫人打理，忙不过来才请小时工。封建地主就这样改造成了现代企业家。习老和这位贵族企业家亲切交谈，谈历史变迁和农场管理，甚至侃笑说，"这地方真漂亮，我退休后真想到这里养老。"(博讯boxun.com)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工人家庭。他是托儿所的保育员，33岁的单身汉住个65平米的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沙发、地毯、彩电、冰箱、电炉、烤箱应有尽有。那个居民区共3000人，却有1400多套房子，从托儿所、九年制小学，青少年活动中心、游泳馆、体育馆、足球场、图书馆、超市、医院设备齐全。这么多房子，这么少人，因此住房都很宽敞，而且都配有冰箱、彩电、电炉、烤箱等现代化设备。房租自然不低，但很多人都有房租补贴。因为政府规定了住房标准，除了客厅以外，平均一间房子超过1.5人的话，就是拥挤了，国家就应该帮助达到这个水平。收入不高的家庭，要住得宽敞，就靠国家房租补贴，对其福利水平之高，大家都非常吃惊。
看到医院里住的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习老不禁询问他们以前的工作，当得知他们没有一个是前政府高官后，他不禁感叹说："真不简单！"习老对参观很有感触，走前他对我说，你会瑞典文，该好好研究一下社民党问题。
我先把参观情况报回国内，很快大参考发了，小参考也登了，后来人民日报也主动登了。把瑞典情况介绍出去了。然后我继续研究，在瑞典搞研究有个好处，政府文件都公开。我查阅了有关法律规定，做了全面研究，瑞典福利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开始什么样子，用什么制度来进行管理，内容如何，对社会的影响，写了个长篇，对瑞典福利进行了全面客观介绍。我在文中说"这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劳动人民斗争和创造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结果"。然后我分析了一下政府的预算，通过税收共收多少钱，用于社会福利、教育、科研和外交国防，这几项加在一起，跟税收总收入差不多，所以我就说，他们税收虽然很重，但是仍然可以说"取之于民，用于之民"。这个东西国内当时没人敢登，1981年10月1日以《瑞典社会福利纵谈》为题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上了。谁感兴趣，还可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或者中国改革网高锋专栏里看看，那里有我过去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
一、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改革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七十年代是很穷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将近破产的边缘。刚才说到瑞典住房，七、八十年代，我们外交部的人住的什么房子呢？很多人根本没房子住，从国外回来挤在招待所大厅里，用木板隔起来，几十个人，男的女的分开住。国家干部都这样，其他人可想而知了。当时冰箱、彩电、地毯在国内高干家庭也不多见。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步很大，大家都是公认的。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是贫富悬殊，社会腐败。很多人生活提高不大，特别是2亿农民工受到剥削压迫，缺乏基本人权。正如任老所指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近年以来罢工群体事件的迅速增加，标志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这种矛盾越来越多，不抓紧进行政体改革是不行的。不讲别的，咱们讲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自由民主作为党的目标。很多人加入党，就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但这个目标后来并没有实现。谢韬等一批老同志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保留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导致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命运。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老提到这么一个高度，他认为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比较好。
按照习老走前的指示，自80年代初期，我开始研究瑞典社民党和瑞典模式，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我可以证明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现有体制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过去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胡里胡�地引进了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非但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反而给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的死亡。对比西北欧，特别瑞典社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变革，劳动人民有充分民主权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60%以上份额，全面的社会保障，官员公正廉洁，劳资共存，社会差距很小，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下面想简单的介绍一下社民党的主要思想，他们怎么解决劳动矛盾，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社民党成立的时候，完全接受了恩格斯搞的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就是要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化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思想。但是成立以后二十多年期间，没有得到多数民众支持，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前的问题，对这些遥远的问题，相对不那么支持。社民党虽然力量有很大增长，到二十年代还单独执政，但是得不到多数的支持，根本没法执行国有化。
是继续等待国有化时机的成熟，还是先进行改革以争取多数，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党内也有很多争论，1926年社民党一个理论家写了一本书，叫做《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创新。他说社民党的目标是要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全面参与社会变革，并在社会决策当中，拥有与其他阶级同等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与之相关的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取消资产阶级对财产和权利的垄断，也就是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
但国有化是社民党人的一个要求，是我们要达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的一个武器，一个手段，但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于私有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废除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改造它。他说劳动保险法，8小时工作制和政府社会政策的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也是一种废除。所以对社会进行变革、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改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来实现。他分析了劳动要素的作用后，认为工人劳动并不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他主张进行下面的改革，通过立法对私人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的扩大公共部门和其他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财产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提高工人地位等。
他认为这些政策，使得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变革，从而也就改造了社会。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怎么实现社会解放，提出的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解释。这个理论创新对社会触动很大，对三十年代社民党制定新的经济政策很有帮助。后来社民党按他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对工人阶级进行扶持，支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进行谈判，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尽量维护劳动市场和平，为生产发展，福利建设创造条件，通过和平方式来改变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条思路走下来的。
对于劳资矛盾，他们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后，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自然要反对资本主义，要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但是怎么代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并不是说要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更不需要打倒资产阶级。社民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不要资本家支配社会发展，不让他们去剥削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的其他成员。劳资之间矛盾是正常的并不一定对社会有害，相反只要是能够建立劳资之间的平衡，就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社民党看到了苏联东欧的发展，他们没收了生产资料，建立了公有制，却不给劳动人民民主权利，更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所以他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到国家和集中到私人资本手里一样，有同样的危险性。
因此他们主张搞混合经济，这样的经济，既承认生产生活各方的共同利益，承认劳资利益都很重要，都具有合法性。努力实现他们之间有力量平衡，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思想主导下，他们主张首先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自从社民党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组织工会。19世纪末，在瑞典组织工会并不是非法的。但是资本家不承认这一套，你组织工会，就把你开除，早期的社民党领导都被开除过，都做过监狱。社民党淡化国有化主张后，工会力量发展很快。1932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多数群众支持并开始长期执政。取得了国家政权也就取得了指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
在执政过程中，社民党继续支持工人阶级，通过立法保证工人阶级的权力，通过立法建立了一套福利的制度。工会则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社民党执政，支持社民党"驯服资本主义"，成了其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力军。经过近百年的团结奋斗，瑞典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面上看，资本家和他们的公司还在，与过去资本主义没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了高度的社会民主，市场经济也不再由过去的少数人控制。强大的工会，改变了生产当中的权力关系。工资分配权力，不是由资本家单独说了算，而是经过平等谈判，取得了不断提升的结果。通过立法，对企业运行制订了详细的规则，生产虽然还是资本家说了算，但要听取工会意见，服从国家调节指导。
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没有推翻这个制度。但是在内部进行了根本性、制度性改革。这就是为什么谢韬他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我们改革开放经验之后，提出我们国家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榜样来进行改革。任老生前也主张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瑞典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来的吗？市场经济不也是西方有的吗？不要一提西方就反对！"
二、关键是工人阶级的参与
我们还讲到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改革不能靠一个清官，不能靠某几个人，这是对的。一场大的改革，没有民众参加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现在很多的领导，上层领导，认为没有政改的必要，他也不想政改。全面政治改革会威胁到他的家族利益，你要指望他改革，那是没有戏了。我们党内有希望改革的积极分子，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欢迎改革，光靠党内的绝对不够的。像任老说的"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社会上的力量，特别要看到两亿农民工，新型工人阶级。这批人为社会进步、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现在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这些人最希望改革，最需要变革。我们主张改革，提倡平等，提倡民主，最符合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的利益，能得到他们的响应。而且建立福利，建立社会保障，更会受到他们欢迎和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都来参与社会变革，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我们政治改革的主要载体，这个改革就谁都挡不住了。
这是瑞典成功的经验，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瑞典800多万人，工会在八十年代达到220万，四分之一的人组织在蓝领工会里头，白领工会还有100多万，学者工会还有6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组织在工会里头，哪个政党可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走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大成绩，也有很多失误。一个很大的失误，也可能是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农民工的参与。只要动员了农民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变革，参与政治改革，我们政体改革就肯定是有希望的。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党内，老同志也好，我们的年轻的党员也好，有很多是支持改革的，都是我们的后盾。
党内有温家宝总理等一批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是我们的幸福。1988年底温家宝去瑞典访问的时候，我当面跟他汇报过社民党问题，他很赞成我对社民党进行的研究。我说社民党信仰马克思主义，70%、80%党员都是工人，为劳动人民建立了福利制度，找到了工人参与国家管理的办法，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最近温总理多次讲话支持政治改革。他的"风雨不动、至死方休"的决心也应该是我们大家的决心。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内有多少工人？我们社会、我们的改革为什么出了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问题，我们党内没有多少工人，没有多少工人阶级思想，没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绝大多数是老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同意企业家入党，如果他们肯为劳动人民服务，当然可以。但主要的应该发展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工入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阶级性。
三、政体改革要有明确目标和时间表
大家对我们国家继续改革，提出了好的建议，刚才王占阳老师讲的非常具体，研究的确实很深刻。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内外、党内外的资源。国外资源，我觉得只能从社会民主主义方面的来寻找，你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美国那一套搬来。当然他们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没法整。而社民党不同，也是工人阶级政党，也信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是一家，意识形态甚至语言上都有相似之处。2001年，苏联东欧垮台以后，社民党在党纲上明确规定，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说马克思主义送给社民党两个工具，一个是历史唯物论，另一个是劳资矛盾理论。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国际上还要打倒帝修反。现在却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讲阶级，不让工人自己搞工会，对劳动人民的维权活动以维护稳定名义进行打压。这实际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说是三个代表，我真不知道他们代表谁。所以我们的政体改革必须要明确方向，我们要为大多数人，首先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我们国家民主富强，为我们人民自由幸福而改革！没有目标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可能走得好的。
我觉得改革经济上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这是发达国家经过多少年成功的经验，政治上民主、自由，平等，这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观，这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不是资产阶级的。任老就是这样的主张，他也说三权分离，不是资本主义的。你再去研究一下瑞典社民党的价值观，每一条都是社会主义，都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我们完全应该，我们既然是为劳动人民，既然是搞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把它拿过来。
我们党内，从延安时期一直在讲民主，毛泽东还与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一个道路，就是民主，因此共产党不会蜕变。这些话自己早就忘了，有同志把它找了出来，还受到打压。我们现在改革，实际也不用说西方如何，我们要求实现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目标，要求兑现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承诺。邓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过去也讲了很多，我们继续办就是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西方的，就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从延安时期到十三大，一贯主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邓小平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
我们发展方向是这样，目标首先是兑现宪法35条。具体做法我觉得可以建立一个时刻表，或者说路线图。我们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收入，有个时间表，多少年达到收入多少的目标。我们政治改革也要有个时间表，我们五年内应该能实现县级的普选，选县长，十年之后，能不能实现省长的普选？二十年，在我们改革开放50周年，我们国家应该可以直接选举总统，主席。我觉得可以逐步的实现它。如果二十年达不到，可以三十年。有了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时间表以后，每年怎么办，每年怎么改革，就很容易具体化，很容易实现。
过去毛泽东讲得很好，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我们要争取民主党派，就说民主怎么好，要保证他们平等自由。但解放后就忘了，要人家接受党的领导。现在还有几个民主党派，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他们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起任何作用。我们的目标，第一要民主，要实现民主选举，这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
第二要自由，这在宪法上早就写出来了。出版自由没有，连党的高级官员也不能自由讲话、连搞个政治改革建议，也没人敢印。有个国内刊物刊登了任仲夷这样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的文章竟然会被追查，主编竟被撤职，竟然有这样的事。这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吗？怎么好像是生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结社自由为什么不能办呢？你要成立工会、成立党就成立好了！但他们听到就害怕，说你要颠覆国家。这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这和当年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我们有7000万党员，有300万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几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么颠覆得了？其实他们不过是想说点不同意见而已！有些同志怕乱，以为一放开，就会天下大乱。过去在东欧剧变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比较混乱，一下子成立了很多党，几十个党都在议会里头，吵来吵去，使得议会很难决策。但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在许多民主国家，你可以成立政党，可以参加竞选，但要想进入议会，就会遇到一个门槛，你要得到全国选票的百分之几，才能进入国家议会。你得几万的选票，有时几百万选票也是没用的。咱们也可以规定个5%甚至更高的门槛，要进入全国人大要得三、四千万选票才有可能，哪个党能在几年内达到几千万，很难的。所以你看那些民主国家，有时也会发生些混乱，但一般不会大乱。而那些专政国家表面上可以很平静，但一旦爆发出来，则会大乱，有时是灾难性的大乱。
国内民主党派，应该允许其自由发展！我们不是要开放吗？不能只对资金货物开放，也应该对思想、党派开放。对台湾开得应该更大一些，可以让国民党甚至民进党到大陆来发展，来自由竞选，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发展、去竞选，这样两岸很快就可以实现和平统一了，台湾自然而然地就回来了。只要确定一个路线图，或者一个时间表，一个程序，大家都朝这个目标努力，就不会造成动乱。怎么会动乱，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动，警察也不会动，老百姓也不会闹事，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选举符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进入国家机构来解决。
只要抓紧时间，建立一个总体改革方案，搞一个路线图或者时间表，同时挖掘我们党内外的资源，动员民众，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工的参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肯定是有希望的。
前苏联异议作家作品被俄列入课本
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被列入俄罗斯中学的必读课程。专门为中学生准备的这部小说的精简本开始出版发行。
俄罗斯总理普京赞扬说，这是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
*古拉格群岛群岛精简本发行*
专门为俄罗斯中学生准备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的精简本开始出版发行。这部小说经过精简之后，由原来的三卷减少到一册，因此更便于学生阅读和老师教学。
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撰写的<<古拉格群岛>>以揭露共产党政权劳改营制度的黑暗闻名。俄罗斯文学评论人士说，这部小说为揭露共产党制度黑暗，特别是苏共斯大林政权的残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索 尔仁尼琴2008年在莫斯科郊外的家中去世后，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和助手索尔仁尼琴娜曾向俄罗斯总理普京建议，把小说<<古拉格群 岛>>列入俄罗斯中学的教学计划。普京采纳了这一建议。俄罗斯教育部长在去年签署命令，把<<古拉格群岛>>列入中 学11年级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必读课程。在这之前，索尔仁尼琴的另外两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 及<<马特辽娜的院子>>也被列入俄罗斯中学较低年级的教学计划之中。
*普京：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
普 京星期二特别会晤了索尔仁尼琴的遗孀索尔仁尼琴娜。普京称赞专门为中学生准备的<<古拉格群岛>>精简本能出版发行。普京 说，<<古拉格群岛>>精简本在<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的前夕出版，这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 件。
普京说："社会需要这本书。如果不知道这部小说中叙述的事情，那我们就不能完全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无法思考我们的未来。"
*读古拉格群岛 避免历史重演*
索 尔仁尼琴娜对普京说，<<古拉格群岛>>不仅仅中学生需要，这部小说对俄罗斯社会的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这就如同需要完成一项家庭 作业。如果当今的俄罗斯人不了解小说中发生的事情，俄罗斯不仅仅不能完成现代化变革，俄罗斯甚至无法拯救自己，甚至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
<<古拉格群岛>>的精简本由索尔仁尼琴娜编辑。她透露，精简本保留了原著的主要思想。
索尔仁尼琴娜说："这部小说非常有实际意义。因为小说不仅仅讲述了那些被压迫者，小说也讲述了我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如何在那个时代生活，他们又如何对当时的那种生活进行反应。小说的意义在于，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情，我们必须对此知道，以便未来历史不会重演。"
*索尔仁尼琴曾受苏共打压*
索尔仁尼琴同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被称为前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之后，苏联当局把索尔仁尼琴夫妇驱逐出境。苏共政权同时组织了针对索尔仁尼琴的批判，他的文学作品当时严禁在苏联境内出版。
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一家返回俄罗斯在莫斯科郊外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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