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

美国7岁女孩无照摆摊被逐 网民声援迫使官员道歉

美国7岁女孩无照摆摊被逐 网民声援迫使官员道歉: "

来源:新京报 作者:谢来


7岁的“柠檬水女孩”朱丽·墨菲拿着自己柠檬水小摊的广告牌。




正在等候顾客的小朱丽


新京报8月15日报道 最近,“柠檬水女孩”的故事在美国成为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位7岁的俄勒冈州女孩不久前在一个地方集市上售卖柠檬水,但因为没有卫生执照,被地方卫生管理员驱逐。这名女孩的遭遇引发媒体关注,很多人指责当地管理机构无权将小女孩赶走,称其扼杀了小女孩的创业热情。在舆论压力下,当地地方官亲自向这名女孩的母亲道歉,并要求卫生管理机构在执行相关法律时倍加谨慎,鼓励而非阻碍公民创业。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孩子而言,和小伙伴在街边卖自制的柠檬水、曲奇饼,往往是他们人生最早的“创业”体验。美国小学的慈善启蒙教育之一,也是组织学生通过卖柠檬水或零食自筹善款;有人为此还特别开发了一套卖柠檬水的经济学游戏,用以模拟这种最初级的创业模式……


不过,这一美国小孩习以为常的“创业初体验”,却给俄勒冈州女孩朱丽·墨菲带来了一场风波。


7岁女孩的创业


不久前,小朱丽受卡通片启发,央求妈妈带自己开个卖柠檬水的小摊。尽管女儿只有7岁,但妈妈还是同意了小朱丽的要求。7月29日,俄勒冈州的摩特诺玛郡照例举行每月一次的市集,在妈妈的帮助下,小朱丽开始了生平头一次创业:她们在一个画家和一个卖包的摊位中间摆起了饮料摊子。


小朱丽做得有板有眼,她用洗手液洗净双手,将瓶装水和浓缩柠檬汁混合在一起,再用勺子盛入冰块。没过一会儿,她的生意就开张了。不少逛集市的人来到摊子前,花50美分就能买到一杯柠檬水,还能得到小朱丽的一个甜美笑容。


但开张仅仅20分钟后,一名身着制服的管理人员便上前询问小朱丽母女有没有卫生许可。根据该州法律,临时摆摊需要花120美元办临时卫生执照,如果拒不收摊就必须缴纳500美元罚款。


这令朱丽的妈妈十分意外,“我从没听说孩子的柠檬水摊也要办许可证。”但她不愿争辩,打算收拾摊子走人。这时,周围的摊贩聚拢过来,他们认为管理员无权把小女孩赶走。他们建议母女俩向路人赠送柠檬水,同时接受他们的捐款。由于遭到周围人反对,这名管理人员只得离开。


摆小摊属“美式经典”


不过,不久后,这名管理员又带来了一名同事,再次要求两人撤摊。这时,摊贩们越聚越多,纷纷和管理员理论,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朱丽的妈妈不愿事态升级,干脆收摊走人。当母女俩匆匆离开时,满腹委屈的小朱丽伤心地流下眼泪。


小朱丽的首次创业就这样带着遗憾结束,不过,“撤摊事件”却没有因此终结。当时见证了整个事件的商贩中,有一名名叫麦克尔·弗兰克林的网上“名嘴”,他也是一个民间网站的成员。事后,弗兰克林采访了朱丽的母亲,将采访过程在网上播出。这立即引发美国网民的强烈反响,并很快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几乎所有的声音都支持小朱丽,网民们纷纷讨伐管理员用“官僚主义”扼杀了小女孩的创业热情,不少网友还回忆起儿时的卖柠檬水经历。


网友们还帮小朱丽联络了赞助商,一家轮胎公司同意让朱丽和她妈妈在其维修中心开柠檬水摊子。于是小朱丽的生意再次开张,这一次,由于市民和网友的大力支持,她赚了1838美元。朱丽说,她打算拿“第一桶金”和母亲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


迫于舆论压力,当地政府也着手“灭火”。8月5日,摩特诺玛郡的最高地方官杰夫·科根亲自给朱丽的母亲打电话,正式向她道歉。他说:卫生检查官员是在“照章办事”,但他们同时也要有“专业的判断力”,应该给小朱丽一个例外,“我不认为一个7岁小女孩的柠檬水摊子是我们郡面临的最严重健康威胁。”


科根说:“对于美国儿童而言,摆柠檬水摊子是一件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事。我不希望关掉这些摊子。”他还表示,自己儿时就曾摆过柠檬水摊,他的孩子也曾这样做。朱丽的妈妈则表示,她和女儿都接受道歉。据悉,科根后来还要求地方卫生检查员在执行卫生法规时“倍加谨慎”,因为这部法律是为了促进商业,而非相反。


网民发起“起义”


不过,这场柠檬水引发的风波还没有完结。为了更“大声”表达对政府监管泛滥的不满,弗兰克林与其他网友们就在Facebook创建了一个“柠檬水起义群”。他们呼吁网友们在该郡8月底的市集上举行“起义”,全都来无证摆摊,“和你们的家人一起来摆柠檬水摊子吧,不管是薄荷水、还是薰衣草,任何你能想到的都可以。政府会来管的,但我们不会走人,我们要让整条街区都是柠檬水摊子。”截至8月13日,已经有819名网友承诺会参加“柠檬水起义”。


弗兰克林通过电子邮件告诉记者,他预计会有数百个柠檬水摊子“占领”集市,他们都不会办卫生许可,也不会出售柠檬水,而是免费赠送,只接受捐款。“我们不是想让人们购物,最重要的是一种自发的氛围。”


对于网民们“挑衅式”的“柠檬水起义”,科根坦言,如果上百个没有卫生许可的柠檬水摊子出现在集市上,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不过该郡的卫生部门负责人阿曼达·弗利兹表示,政府仍然会负责集市的卫生问题,“如果有15000人来参加,就不再是个小规模的社区活动,而是地区性的事件,政府有责任执行食品安全标准。”她表示,对于自发的“柠檬水集市”,政府将在2周内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 相关新闻


“柠檬水女孩”学会慈善


一个柠檬水摊子演变成一场“网民起义”,这似乎有些偏离小朱丽母女的初衷,因此她妈妈表示,两人不会在本月底的“柠檬水起义”上出现,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不希望此事发展成政治问题。


不过她和女儿还会继续摆柠檬水摊,对于经历了坎坷,却也尝到创业甜头的小朱丽而言,她的下一个柠檬摊子将更有意义。加州一支棒球队已经邀请母女俩前往球队比赛的现场卖柠檬水,球队希望收入所得的一半捐给他们参与的自闭症儿童基金,另一半留给朱丽。她妈妈则表示,朱丽将把她的那一半捐赠给曾帮助过自己的儿童福利医院。



多难兴邦ISO流程(附百年一遇案例)

多难兴邦ISO流程(附百年一遇案例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76.233.0.0]

1、灾难发生

2、腥滑舌通稿,群众情绪稳定

3、村长、镇长、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委依次登台指挥现场救灾工作(视灾难规模
而定)

4、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做出重要批示

5、出动军队

6、第一批救出来的群众感谢裆,感谢郭嘉

7、影帝登场,我来晚了。不放弃,不抛弃,一线希望,百倍努力......

8、专家登场,证明灾难是万年一遇,是老天爷的错

9、号召大家捐款,各级群众积极被捐款

10、赈灾演出,少将歌手登台

11、各地电视台报纸广播传播发现牲畜*坚强之类的奇迹

补充:CCAV称国际社会对救灾组织得力一片赞叹

12、表彰救灾先进个人和团队

13、收集影 帝用过的水杯水瓶水壶饭盒纸巾以及写字的黑板入博物馆

14 受灾地区党政机关挥霍捐款 豪车铺街

15 正腐期待下一场灾难 下一次“胜利”


附1:百年一遇案例

由于百年一遇特别容易遇,所以,以下仅采集2010年3月至7月案例。


1、河南南阳遭遇百年不遇洪灾 当地各界捐款自救 中新网 2010-7-27

2、广东遭遇五百年不遇暴雨 50万人受灾 凤凰卫视 2010-06-27

3、甘肃华亭县遭百年不遇大暴雨 中国天气网 2010-07-25

4、百年不遇洪涝袭击陕西镇巴县 东方卫视 2010-07-26

5、云南马龙遭百年不遇暴雨 全城被淹 云南网 2010-6-26

6、喀什叶城县遭受百年不遇恶劣天气的侵袭 新疆农信网 2010-7-7

7、中哈界河发生百年不遇融雪性洪水 中新社 2010-5-4

8、百年不遇特大山洪肆虐湖南溆浦 中广网 2010-5-17

9、四川广安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水 新华网 2010-7-19

10、江西抚州遭百年不遇强降雨 中国新闻网 2010-7-16

11、暴雨袭击 万盛青年镇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 腾讯 2010-6-23

12、忻城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洪灾 千余救援人员赶赴灾区 南国早报网 2010-6-5

13、贵州黄果树瀑布恢复雄姿 百年不遇干旱渐渐退去 北京晨报 2010-5-2

14、西南干旱百年不遇 未来状况不容乐观 华媒网 2010-3-18

15、目击贵州百年不遇干旱 重庆晚报 2010-3-20


副市长辞职曝官场潜规则:领导签字横竖有别_新闻_腾讯网

副市长辞职曝官场潜规则:领导签字横竖有别

[导读]领导签字如果是横着签,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


湖南临湘原副市长披露亲身经历官场潜规则

姜宗福

姜宗福,41岁,曾经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今年一月和四月两次在网上实名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系列演出和高房价,由此成为网络名人。不过,身在官场的他也因此惹来麻烦,当地主要领导甚至到组织部门推动他离开临湘。今年5月初,姜宗福离开临湘,就任岳阳的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没有了副市长的光环,姜宗福也没有了专车待遇,需要挤公交车上下班。不过,他说自己确实不适合官场,尽管官场的生存之道其实不难“融入”。他表示,懂得潜规则,也憎恨潜规则。

近日,姜宗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首次披露了他在基层官场亲身经历的一些“潜规则”。

文/图 本报记者 曾向荣

关于出书:

官场也有“弱势群体”

我写这本书是让大家知道官场也有“弱势群体”,希望大家不要仇官。

记者:这本书写了多久?

姜宗福:写了三个月。

记者:不少官员淡出官场后喜欢写书,您写这本书也是有一种情结吗?

姜宗福:年轻的时候讲真话是谏言,退休以后讲实话等同于牢骚。

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一是让大家知道官场也有“弱势群体”,希望大家不要仇官;二是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做全景式的呈现;三是带个头,希望一些官员少讲“官话”,多讲真话。我不认为我写这部书是出于某种情结。我产生这种想法的缘由很简单,就是想解剖临湘这个标本,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参考。

记者:书名暂拟《我的官样年华》,是不是觉得这样更能吸引读者?

姜宗福:没考虑这些。取这个书名是受到了《我的花样年华》的启发,觉得改一个字蛮好的,纯文学。

发帖曾遭市委书记的反对

与领导意见相左的冲突写起来比较棘手。

记者:你的上司、同僚和下级,都出现在你的书里面吗?

姜宗福:在这本书中,我的角色还是一个副市长,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景写真式的官场纪实报告文学,无法避免我的上司、同僚和下级们不出现在我的书里。

记者:在本书中,有哪些冲突让你觉得写起来比较棘手?

姜宗福:与领导意见相左的冲突写起来比较棘手。比如,我喜欢发帖,遭到了市委领导的反对。市委领导主动到岳阳市组织部请求让我离开临湘,媒体哗然。迫于上级压力,我还得站出来解释“这是本人的意愿”等等。

记者:你会不会有所顾忌,担心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

姜宗福:顾忌肯定有。现在是法制社会,应该不会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老婆都下岗了,还怕什么麻烦?

记者: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出版社确定了吗?会不会担心因为比较敏感而被封杀?

姜宗福:正在和出版机构洽谈,不知道准确的出版时间。我不希望被封杀,如果这本书被封杀了就太可惜了。

关于官场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临湘;很庆幸,临湘没能够改变我。”

领导签字也有潜规则

领导签字,如果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

记者:你在机关工作有12年,官场有什么潜规则?

姜宗福:潜规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举几个例子:比如领导签字。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字怎么签?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官场有诸多诱惑

我从政的时间不长,总算抵挡住了诱惑,时间长了,我也很难保证。

记者:为官会受到什么诱惑吗?

姜宗福:我说没有诱惑那是假话。就看理智的煎熬能不能够战胜欲望。我从政的时间不长,时间长了,我也很难保证。

记者:你为什么说是官场“卧底”?

姜宗福:我刚刚离开官场就对官场的隐私进行了曝光,在某些官场中人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对官场的一种背叛。

官场生存之道是融入

我不适合官场。我想“谋事”,人家在“谋人”。

记者:你认为在官场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姜宗福:我真的不适合官场。我想“谋事”,人家在“谋人”。官场的生存之道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融入”。

记者:你做过记者,后来到机关工作,还去北京挂过职,回来后又到岳阳市旅游局工作,接着到了临湘挂职任市长助理、副市长。你最看重哪一段经历?

姜宗福:我最看重在旅游局工作的那一段经历。我遇到了一位好局长,我有什么好的想法,他都会放手让我去干。我在湖南省旅游策划界小有名气就是那段时间树立起来的,那时特别有成就感。

关于调职

调职到高校不是偶然

组织上找我谈话只告诉我结果,什么原因自己琢磨。

记者:你是从岳阳市旅游局到临湘市挂职的,本来从临湘挂职结束后应该回到旅游局,结果你被安排到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院长助理,对这个安排,你觉得意外吗?组织上找你谈话时,有没有介绍这种安排的原因?

姜宗福:说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我真被安排进了高校;不意外的是,我曾经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过想去高校研究汉字搞学术的想法,结果媒体一渲染,组织部门“就汤下面”,自然就进了高校。组织上找我谈话只告诉我结果,什么原因自己琢磨。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跟你之前在网上实名发帖炮轰张艺谋,批判高房价有关?

姜宗福:我只能说不是偶然,我在书里有交代。

记者:我注意到,你比较喜欢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质,适合官场吗?

姜宗福:不适合。

过去有专车现在搭公交

姜市长,这个称呼似乎更有社会认同感,我是凡人,也会虚荣。

记者:从副市长到院长助理,还是会有落差感吧?

姜宗福:也谈不上落差感,不方便倒是真的,过去有专车,现在得搭公交车,往返得两个小时。

记者:从“姜记者”、“姜所长”到“姜市长”,你最喜欢哪个称呼?

姜宗福:当然还是姜市长,这个称呼似乎更有社会认同感,我是凡人,也会虚荣。

记者:能介绍一下你现在在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工作吗?除了院长助理和经济管理系主任的职务,打算给学生上课吗?想讲什么课程?

姜宗福:院长助理是个虚职,我的实职是经管系书记兼主任。我没有教课的任务,准备进行一些改革,授之以渔,让学生未出校门先有从业经历。

业余爱好看书发帖

有人邀请经商,出价蛮高的,但我不愿意。

记者:我注意到,你比较擅长策划,有几次比较经典的旅游策划案例。离开临湘官场后,有没有人找你下海经商?

姜宗福:有啊,出价还蛮高的。

记者:看了你的微博(http://t.sina.com.cn),你希望给杂志写专栏。只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吗?

姜宗福:想增加收入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想找一个发声平台。

记者:除了写作,你还有哪些业余爱好?

姜宗福:看书、发帖。仅此而已。

记者:你以后还会到网上实名发帖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吗?

姜宗福:9月份我会回来。




姜宗福其人:进入官场因一篇网帖

“当官就好比开车 越开胆子越小”

2004年姜宗福写了一篇文章《易书记,和您说几句心里话》,谈到了岳阳旅游为什么衰落,如何才能复苏,发到了岳阳当地的一个网站上。几经周折,姜宗福这个名字随后进入易炼红的视野。

2005年年底,姜宗福突然接到岳阳市委组织部的电话,他从岳阳市旅游局一个二级机构所长的位置,直接被安排到临湘市挂职市长助理。

颠覆对官场看法

姜宗福说,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了整整1738天之后,改变了这种看法。如果我告诉您,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真正廉洁的县委领导工资还不足以养家,您信吗?如果我还告诉您,同样是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副县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仅仅1万元,每天都要为车轮子转不动而发愁,您信吗?”

“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说不准哪天就被纪委请去‘喝咖啡’了。”

在临湘工作期间,姜宗福有时候也特别为自己担心,时时刻刻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触犯法律。他说,很庆幸,正是这种时时刻刻的忐忑拯救了他,干干净净地离开了官场,“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

官场四种煎熬

他总结了有四种煎熬。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他的收入很低,每月扣除几金打到卡上仅剩2600元,他老婆下岗,每月还房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但亲戚朋友以为他当了官不愁钱,找他借钱的,要他请客的,络绎不绝。老屋里的乡亲修路,续家谱第一个化缘的对象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就我所处的位置而言,只要稍加放松,来钱的确容易。我曾经分管过教育,只要从山村调一个老师进城,收个十万八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他任职的地方尽管离家里不过40分钟车程,但为了节省油费,不得不周一上班周五回家,夫妻两地分居,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三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市长的权力是很大的。其实不然。

第四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姜宗福说,他虽然是一个小人物,但始终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速度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离开官场后,姜宗福到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在病床上写成了《我的官样年华:一位挂职副市长“卧底”官场的原生态生活纪实》,披露了许多官场隐私。写完后,他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官场“卧底”。

姜宗福说,《我的官样年华》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写真式的官场纪实报告文学。他的很多上司、同僚和下级们出现在书中,并且都是实名记录。

两次炮轰

今年一月至四月间,姜宗福先后两次在网上实名发帖,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

姜宗福解释,他讨伐张艺谋,并不是否定旅游景区上演出项目,而文化与旅游经济的结合乃“正道”,关键是要因地制宜,不要一窝蜂不惜成本地复制。

题为《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当心经济“撕票”》的帖子,发表在湖南红网论坛。姜宗福在帖子中称,什么导致房价越打压越攀升呢?经济学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明明知道税收是最好的杠杆,为何不建议政府动用这一武器,而总是鼓吹调金(银行准备金率),调息?”

他认为很多经济学家受利益驱使,在影响国家政策。另外,姜宗福还认为,房改政策促成了“囤房时代”,而城市化大跃进减少了耕地,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这些都促成了房价的上涨。

因为两次炮轰,姜宗福被一些媒体称为“炮轰市长”。了解姜宗福性情的人,对于他的“炮轰”并不会因此觉得意外。

这位敢于独树一帜的官员,5年前刚到临湘任职时,曾将他的手机号码在岳阳一家报纸上公布,对临湘官场而言可谓开创先河。

逐出官场

尽管这两次炮轰让姜宗福一下子成了名人,但他承认,“炮轰让我很受伤”。临湘市委领导先后动员宣传部长、纪委领导找他做工作,希望他不要再到网上发帖。“最近老弟在网上发帖炒得蛮红,作为老兄我劝老弟一句,莫再发了,没得好处。当官的人人想进步,但不是发帖就能够发得上去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诫他。最后,临湘市委领导亲自出面。

听领导这样一劝,姜宗福的牛劲上来了:“网上发帖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上网发帖谈的是宏观经济,与临湘毫不相干,还为临湘做了宣传,有什么不好?”

领导被他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有些手足无措,支吾了半天道:“你用的是副市长的身份,不就代表了临湘市人民政府?”

一个星期之后,组织部门找姜宗福谈话,告知其调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任院长助理。谈话之后,姜宗福就在考虑卸任之前,应该对他的同僚们讲一句什么样的临别感言。

“很可惜,感言想好了,市委领导却没给我发言的机会。”姜宗福说,没有话别,更没有合影,在一个虽已入夏却乍暖还寒的日子,组织部长闪电般地和岳阳市委组织部取得联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离了临湘。

其实,姜宗福想说的临别感言是,“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临湘;很庆幸,临湘没能够改变我。”

姜宗福说,作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区位独特、气候适宜、经济却不发达的县级市,临湘是一个活的标本,当今社会所有的毛病在它身上都有体现。他曾经努力尝试着去改变它,还一件件地开出药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他的“意见”。遗憾的是,至今也没什么改变。

拾荒妇女拾获官员工资单:引发LA乃至全美群情愤慨

拾荒妇女拾获官员工资单:引发LA乃至全美群情愤慨
原始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394703&page=1

编辑说明:北京政府为啥高度不公开官员财产呢?答案是:全公开的话,人民会把这群SB党灭了……

  整理废纸时意外发现贝尔市官员们的工资单,市长工资比奥巴马还高

  今年53岁的简?艾丽斯是美国洛杉矶辖内贝尔市的一位贫民,她的丈夫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多年来她一直靠拾荒度日。



  今年7月初的一天,艾丽斯在拾荒时途经贝尔市政府门口,里面一位清理工叫住了她,指着一大堆工作废纸和另一些垃圾说,你帮我把这里的垃圾清理出去,我就把这些废纸全部送给你!

  艾丽斯欣喜若狂地答应了,她清理了垃圾后,立刻把那些工作废纸装进了自己的人力车。

  艾丽斯满载而归,在整理那些废纸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张贝尔市官员们的工资单,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包括市长赫尔南德兹、警察局局长兰迪?亚当斯、助理执政官安吉拉?斯帕希等人的年薪记录。

  其 中,赫尔南德兹的年薪高达79万美元(比总统奥巴马的收入还高很多)、兰迪?亚当斯年薪达46万美元(比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年薪还多15万美元)、助理执 政官安吉拉?斯帕希年薪为37.6万美元,市议会议员尽管是非全职性的职位,其年薪也高达10万美元。而根据美国政府的标准,贝尔这类城市的市议会议员每 月应该只是400美元薪水!

  贝尔市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均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简陋的平房中,4万美元的年薪在贝尔市已经属于高收入!

  艾丽斯虽然是一个拾荒妇,但她还是清楚地知道这些,她更知道贝尔市是美国洛杉矶最穷的小城之一,这里的居民多数是蓝领工人。

  艾丽斯看到这张工资单后,感到无比愤怒和厌恶,她怎么想也不明白,当贝尔市有许多人都像她一样苦苦挣扎求生之时,那些政府官员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拿着那么高的薪水!

  艾丽斯走上了街头,以演讲的方式宣传这件事:“美国总统都比贝尔市的那些官员要挣得少,我认为这足以表明贝尔市官员的薪水高得太过分,我们的贝尔市议会已经彻底背弃了对纳税人的责任!”

  艾丽斯的举动引起了《洛杉矶时报》的关注,他们很快联合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并确认了艾丽斯提供的信息准确,并随之报道了这件事。结果,引发洛杉矶乃至全美的高度关注,群情愤慨。



  迫于民意,贝尔市政厅的官员和议员们在7月26日召开了“反省会议”。会议有两百多市民参与旁听,当那些高薪官员和议员们出现在会场上时,市民们立即发出震耳欲聋的嘘声和谴责声,还有人高喊“滚出去!”

  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审查机构的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长官、警察局局长等4名高薪官员宣布辞职。同时,迫于压力的议员们全票通过决议:包括市长赫尔南德兹在内的所有政府高薪官员和议员,都自减薪水90%!

  赫尔南德兹在会上向民众道歉:“作为市长,我优先考虑的事情应该是把贝尔变成一个市民们能骄傲地称之为家的城市。对于过去的高薪问题,我表示歉意!”他还表示在剩余任期内,他因为惭愧而不再领取薪水。



  City council members in Vernon, Compton and Inglewood receiv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ensation than mos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Los Angeles County, according to a Los Angeles Times review of salary figures.

  事情在当天就引起了白宫的关注!当天晚上,白宫发言人托尼?斯诺代表奥巴马政府给艾丽斯打电话,为政府的管理不力和艾丽斯热心监督表示歉意和感谢,他们还为艾丽斯送上了200美元的补偿,因为这些天来耽误了艾丽斯的许多工作(拾垃圾)时间,给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艾丽斯很快成为了一位妇孺皆知的红人,甚至被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敬称为“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拾荒妇”,他们还评论说,一个国家想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让任何一位公民都具备这种“影响力”!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中华民族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中华民族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

下面这文章中,于建嵘谈到刚性稳定和社会变革。

在大家读正文之前,我有一些分享。

大家都相信神要使用中国。但我想,神不会使用一个没有公平公义的国家去祝福其他国家。

能够被神使用的器皿,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体的社团,国家,都是要尊神为大的。 对人而言,就是这个人认识真神,内心少诡诈。对国家而言,就是这个国家有相当多数的民众认识神,社会有基本的诚信,公义。历史上和现代派出大批宣教士的英国,美国,韩国,在他们派出大批宣教士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社会最敬虔,最繁荣(在当时相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时候。

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先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能成为贵重的器皿,为神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一个能被神使用的国家,也要洁净。中国要有真正的影响力,她就需要被神改变。

神改变人的方式奇妙,神改变国家的方式相信也很奇妙。

改变,绝对不等于暴力革命。事实上,流血的变革绝非好的方式。以暴易暴,大家都陷在罪中。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杀人如麻。所谓的革命者,最终也被革命者所杀。新的独裁者拿破仑趁机而上。反观英国的光荣革命,最大程度上避免流血,通过法制,限制了君主的权利,不能不说是有智慧的变革。

求神怜悯中国。洁净中国。中国需要被更新。中国人需要认识神,认识这位《尚书》中所记载的上帝,认识这位创造世界和其中万有的神。

引用

“中华民族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最近我(于建嵘)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越来越迷茫。。。
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但这个稳定是刚性的.这种稳定不是长期的,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封闭权力,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才能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

...所以我送三句话给大家,面对中国目前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智,我们不要失望,更不能同流合污。对于执政的人,他们要有智慧,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智慧不够。它应该认识到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维护的是什么?我认为它有智慧的话,就拉起宪法这个大旗,把所有政党、所有社会组织、所有人的行为都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真正变成一个宪法的执行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执政者的智慧就在于寻找这个国家的底线并且带头维护。而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作为研究人员,包括各位在座的律师们,我们都需要品格,我们不要同流合污。我们要充满希望,不管我们自己有多少缺点,但是在维护宪法、维护这个国家的底线的这件事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管我们遇到多少问题,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而是的确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中华民族现在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今天在座的都是律师,是法律人。我们仰望的星空就是我们的法律,而星空中最亮的启明星就是我们的宪法。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她。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而是为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在采取行动。"
----摘自于建嵘《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
"

2010年8月13日星期五

讽刺!看看地产商的手段:如何让一百万美女同时爱上你

讽刺!看看地产商的手段:如何让一百万美女同时爱上你

 来自: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01162-gb2312.html 
几年前的一天,与几个房地产商聊天。这次聊天中,没有谈房价和宏观调控的事儿,而是围绕一个主题:“如何施展男人的魅力”

  一位老兄说:魅力与金钱密切相关,如果没有钱,光是一副好身板和一张好脸蛋儿,不是当保镖就是当鸭子,所以拥有大量财富才是男人魅力的核心。

  第二位不以为然:金钱和魅力是两回事,你看那么多山西煤老板,尽管身价若干亿,还是土得掉渣儿,也没谁说他们有魅力。他们确实都挎着长相挺漂亮的女孩子,但终究难免俗气。所以,有钱固然重要,但是文化品位才是本质内涵。

  第三位插言:不然,你们说着些都不重要。魅力是指什么?不是指你对老婆和情人的吸引力,而是指对于社会上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女人的普遍的吸引力——她们不认识你,但是关心你的一举一动;你从未给她们一分一厘,但是你的言行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你的一切移动,左右她的视线,你的喜怒哀乐左右她的呼吸、心跳”。要达到这种境界,用传统的打情骂俏和馈赠礼品是不行的,要学会使用现代信息平台。

  第四位—一个不太成功的地产商说:正和我意。我呢,日子得一般,学历也就是一个大专,模样算是中等,也没有多少诗情画意,生意也是江河日下,怎么才能超越潘石屹,比肩王石,成为“万人迷”,让100万美女同时爱上我?你快帮我参谋一下。

  第三位:这个嘛,好办!

  首先,你要放弃勤奋工作的习惯,80%的时间用来参加社交活动或者在媒体亮相。做到这一点,你的知名度就会大幅度提高。尤其是,你的社交圈子要包括爱张扬的政府官员、善表演的地产大亨、爱捞外快的公共经济学家、缺乏常识但喜欢炒作的央视记者(含主持人),买假文凭的新锐富豪。

  其次,你要善于挑起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持续运作。房价,这是十年内中国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揪住这个牛鼻子,你就成功了一大半。

  第三,你要以骂政府为乐趣,没事儿跟政府PK。凡是政府提倡的,你就反对,而且你说政府不懂市场经济,你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位:这样不妥吧,跟政府作对,不会被穿小鞋?

  第三位:你也忒土了。记住,你的核心问题是要站在房地产商和广大富人的立场上,你反对的是政府为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的政策,而不是政府官员。这些年地产商发达了,他们会动员经济学家和强势媒体支持你,这是你的第一个依靠力量。而且,那些有权的官员基本上都被地产商喂饱了,他们跟你其实是同一立场,这是第二类依靠力量。第三,你揪住我们国家体制中的固有缺陷,集中攻击政府调控的非市场化倾向,绝对击中软肋。当你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时,又会得到那些满脑子 “西方经济学”的书呆子的同情。这样你就完全把握主动了。

  其实,在现代社会里,能够蹿红的人,不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而是那些把握了舆论导向的人。只要有钱人全力支持你,媒体受雇全力炒作你,贪腐官员暗中支持你,经济学家在给你做点策应,你就是能够把握舆论的人——时势造英雄。你有这么强大的后盾,想不蹿红也由不得你了。

  要明白,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官员才是能动的力量,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政府反对贪污腐败,但是政府官员却是贪污腐败的核心力量。你骂政府,关政府官员个人屁事儿?你想,政府如果要真的把房价打下来,那得得罪多少利益集团,这包括大量退役的和现任的官员及其亲友,包括最有钱的富豪,最有钱的和最有权的都得罪了,怎么能够实现目标?只要你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帜,以“为民情愿”(强烈要求政府大量建造经济适用房)为幌子,还会蒙蔽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第四位:这跟我的魅力有什么关系?

  第三位:关系大了。你想啊,全中国有3亿多网民7亿多电视观众,这是多大的群体。就说全国的网民吧,就按2亿计算,至少有1亿女性网民吧,这些人每天2.7个小时趴在网上,关注你的浏览量一定是最大的,因为你提出的是最有挑战的问题,用的是最邪恶的态度,持之以恒的立场,别人即使不喜欢你,也都会非常关注你的。

  第四位:受关注的人多了,怎么能保证我有吸引力,他们会赞成我,又怎么保证是美女而不是丑女喜欢我?

  第三位:跟你算笔账。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个“二八定律”,就是20%的人占有着社会80%的财富,其实在中国是“一九定律”,10%的人占有社会90%的财富。但是大家没有留意的是,社会的美女也是这样分配的,10%的权势者分配了90%的美女。当然,不是说每个富人娶9个妻子。中国有13亿人口,那么女性人口占45.45%,大约59000万,18-40岁的女性大概2亿人左右。按照“百里挑一”的标准,美女大约有200万左右。按照“一九定律”,权势者的妻子、情人或女儿,大概占了了180万人,这就是一个基本盘面。这180万美女喜欢你,不一定是喜欢你的人品和相貌,而是感激你为他们谋利益。

  第四位:那我就干脆说:“我只为富人造房子!”

  第三位:那就太“二”了。可以这么想,话不能这么说。要想成为大众情人,至少表面上是为大众说话的,否则你就成了人民公敌。既然表面上为民请命,暗地里又为富人牟利,那你必须树立一个对立面,跟他死磕。而这个倒霉蛋儿就是政府。

  房地产问题本质上是全社会的人按照什么原则分配公共权力,但在“住房商品化”的模式下,给人一个“供需决定,价高者得”的假象。这件事聪明人都清楚,但都揣着明白装糊涂,政府的决策者更不敢承认这一点。所以,要把这个秀做好,关键要抓住政府的这个软肋,给政府和全社会讲“供需决定论”,呼吁政府尊重市场法则。这样,所有的罪责就是政府的了。房价已上涨,你就喊政府不供土地所致。政府说地产商囤地,你就说65%是政府的责任。还有一个好办法是,让政府建造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很能蛊惑人心的。

  第四位:那政府真要做了,那不是房价要下来?

  第三位:脑子里有水吧?政府怎么可能建起足够的经适房,不过是面子工程!这么多土地都卖出去了,不可能找到大量廉价宜居地块这是其一,第二,都搞经适房,土地财政的钱哪里来?没有钱,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怎么供养?要知道,政府财政收入中直接和间接来源于房地产行业的比例达到30%,房地产升值是一个虚假的财富游戏,它一方面使得拥有房产的人产生心理上的满足感,另一方面大幅度提升需要购房者的居住成本,最终使我国丧失国际竞争力。土地升值的过程是政府掠夺居民财富的过程,也是强势者借机盘剥弱势者的合法途径。从这个角度说,政府与强势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老百姓对政府有怨气是应当的,但是地产商也是不当得利的群体。

  是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当房价涨到引起社会危机的时候,就得改换游戏规则了。你做这个大秀的时候,要强烈建议政府建造经适房,既不得罪地产商和强势群体,也在弱势群体面前白捡一个人情。

  再跟政府PK的时候,你会得罪很多人,譬如说牛刀啊,时寒冰什么的一类愤青,这是你表演的大好时机。池莉说“感情是揉搓出来的”,没有人骂你,你怎么成名? 就是针锋相对地跟他们叫板,旗帜鲜明,死不低头,房价就是该涨,责任就在政府。因为只有你敢这么做,你才能成名,骂的人越多,你的关注度越高,名气越大。

  在PK的你要拿出受虐狂的精神饱受摧残而不退缩,备受责骂而不动粗口。这样,富家女才会同情你,共同的利益和凛然的气质会给这些温室中的花朵带来心灵的震撼,使你们情感的隔阂被迅速冲决,在精神层面达到水乳交融。

  为了保持情感的连续性,你要每周上电视,象影视明星那样与她们保持互动。为了形成粉丝效应,你还要开博客、围脖,把你每天的吃喝拉撒进行全裸式报道,让她们每天离不开你半步,明星效应就形成了。

谁说五十知天命 看看10大大器晚成的10亿富翁(组图)

谁说五十知天命 看看10大大器晚成的10亿富翁(组图)

  
来自h 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01142-gb2312.html
在美国的商业竞技场上,公众的目光总是围绕着像是马克·扎克伯格和谢尔盖·布林这样年轻就发迹的企业家,但事实上,成功并不仅仅意味着青春。

  大卫·杜菲尔德(Dave Duffield)在1987年,自己47岁时创建了PeopleSoft,这是他的第四次创业,他把他的房产抵押出去,他说他当时并不担心,因为他清楚自己正在追求着什么。后来PeopleSoft 成为世界第二大应用软件公司,在2005年被甲骨文收购,在这一年,杜菲尔德也以总资产12亿美元的身价入选福布斯财富400人。

  大卫·杜菲尔德坦率地说:“我的成功是用时间累积出来的,一路走来,我之前犯了很多错误。”

  福布斯杂志最新调查结果,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家平均年龄在54岁。

  红牛饮料的创始人——迪克·梅特舒兹 (Dietrich Mateschitz )在创业之前在大学里呆了10年,他说他喜欢大学生活。后来,在德国一家化妆品公司Blendax工作时,迪克·梅特舒兹去亚洲旅行,对于亚洲人喜欢喝的糖浆滋补型饮品很感兴趣,碰巧,Blendax在泰国的代理商旗下有一家饮料公司。接下来,与Yoovidhya联合,迪克·梅特舒兹在48岁开始把糖浆饮料引入西方,这就是现在世界闻名的红牛饮料。

  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梅特舒兹利用赞助滑雪和自行车运动员的形式,将红牛饮料打造成一款能够补充能量的饮料。事实证明,他的营销策略很成功,到1998年,梅特舒兹59岁时,红牛饮料给他带来了10亿美元的资产,据报道,他每星期只工作三天,从周一到周三,他目前拥有南太平洋斐济岛中的一个岛屿,一支F1车队,两只足球队:萨尔茨堡红牛队和纽约红牛队。

  以下是福布斯大器晚成的10大10亿富翁榜单:

  1. John Sperling

  


  John Sperling

  以投资盈利大学推动美国的教育事业发展。John Sperling在进入大学前是一名水手,后执教于San Jose 州立大学,在1976年53岁时,John Sperling作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放弃长期的稳定工作,创建盈利性大学Phoenix,直到他73岁时,他创建的教育服务公司The Apollo Group才为人所知。

  2. David Duffield

  


  David Duffield

  1987年David Duffield,47岁,作为前IBM高管的他,创建了PeopleSoft,2005年被甲骨文收购,2007年,66岁的David Duffield重回商业战场,创建了Workday,与甲骨文在ERP市场展开竞争。

  3. Gary Burrell

  


  Gary Burrell

  1989年,52岁的Gary Burrell遇到了以后的合伙人Min Kao ,两人共同创建了Garmin,一个全球定位技术公司,公司最初将目标客户定位在船员和导航上,接下来将产品扩展到汽车导航。Garmin最初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折叠椅。

  4、John Abele

  


  John Abele

  42岁的Abele 在1979年的一场青年足球赛中,遇见了合伙人Peter Nicholas ,并一起创建了医疗器械公司Boston Scientific。

  5、 Sheldon Adelson

  


  Sheldon Adelson

  46岁的Sheldon Adelson在1979年创建了 COMDEX计算机博览会,在他55岁时,他收购了Sands Hotel &Casino.开始参与酒店和赌场生意。

  6. David Cheriton

  


  David Cheriton

  这位斯坦福的理科教授作出的人生第一笔大投资是与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拉里佩齐和谢尔盖布林以及一些风险投资家一起作出的。作为第一批投资Google的人,目前,Cheriton从Google上市中就获得了290万美元的收入。1995年,David Cheriton43岁,他创建了Granite系统,用于开发十亿位的以太网产品。转年,Granite就以2亿2200万美元的价格被思科收购。

  7. Dwight Schar

  


  Dwight Schar

  51岁时,这位房地产开发商在1992年走向破产,现在他从出售NVR, Inc.公司的股票中套现上百万美元,同时他是 Six Flags, Inc.公司的董事长,拥有Washington Redskins的些许股份。

  8. Chaleo Yoovidhya

  


  Chaleo Yoovidhya将红牛带到西方

  1987年,55岁的Chaleo Yoovidhya与Dieter Mateschitz 合作,将泰国的能量饮料红牛带到西方。2010年,他以总资产41亿美元的身份登上十亿富翁排行榜的第208位。

  9. Dietrich Mateschitz

  


  Dietrich Mateschitz

  他用了10年时间读大学,在他30岁和40岁的时候,他靠卖去污剂和牙膏磨练了他的市场营销能力,最后他作出了自己的产品——红牛饮料,起初看起来并不起眼。

  10. John Morgridge

  


  John Morgridge

  1988年,John Morgridge成为思科的网络总监,两年后,这家公司上市,接下来,这家公司的销售额从500万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超过10亿美元,这时的John Morgridge初次入选福布斯财富400。现在他执教于斯坦福商学院研究生院,个人资产达到16亿美元。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

左岸读书_blog发表于2010-08-13 10:22:52

下面这篇文章很多人都看过吧?


1963年,一位叫玛莉·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 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戴维(她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西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 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


西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千封。每当 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提问。正当他对玛莉小姑娘的来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时,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 也许他一生都该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就是在这次婚礼上,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扬天下。


西勒·库斯特是这样回忆那场婚礼的: 牧师主持完仪式后,新娘和新郎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许是两人过于激动。总之,在他们互赠戒指时,两人阴错阳差地把戒指戴在了对方的 右手上。牧师看到这一情节,幽默地提醒:右手已经够完美的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


西勒·库斯特说,正是牧师的这一幽默,让他茅塞顿开。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 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后来,西勒﹒库斯特得出结论,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也就 是对善人的最高奖赏


西勒·库斯特发现这一真理后,兴奋不已,他以“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为题,立即给玛莉·班尼回了一封 信,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一千多家报刊转载,并且每年的儿童节他们都要重新刊载一次。


前不久,一位中国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这封信,读后的网页上留言说:“中国民间有一句古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曾经对恶 人迟迟得不到报应感到迷惑不解。


现在我终于明白,因为 : “让恶人成为恶人, 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纳粹德国是怎样做宣传的

纳粹德国是怎样做宣传的: "玩聚SR还知道:



政府丑闻发表于2010-08-11 21:04:59

原始来源:http://www.gaopi.net/2010/08/blog-post_6019.html

编辑说明:中国的中宣部为什么权力至高无上?因为它主管中国人的嘴巴,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扞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着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

  230 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被人为割裂的中国互联网

作者:申音,原文:http://www.5gme.com/space-1513-do-blog-id-105491.html

按照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呆在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而真实的世界却是在洞穴之外,在有太阳的地方。 不管看这个BLOG的各位精英们是否承认,我们和某些人——一群数量比我们大得多的人(中国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概3亿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关注那一群人,还会有很多机会。但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自己呆的洞穴。
我有两个朋友。
L的公司在上海,大半时间跑广东。他是华南某所不太知名的大学毕业的,小眼睛质朴男,多年以前还是个文学青年。哥们做手机网游的,我见他使过好几款手机,但最贵的一个也不过1千多块钱。比起什么Web2.0、移动互联网的概念,他更关心珠三角的几千万农民工和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怎么关心?在东莞的夜宵摊上跟他们拼啤酒,在富士康厂区外网吧里刷夜,跟靠做他们生意开上宝马的便利店老板扯淡……
W猫在北京中关村。他从小就是个脑袋很大眼睛发亮的天才少年,数理化成绩很好,逻辑思维超强,英文和中文一般流利。在首都某著名大学毕业后,W 直接去美国名校拿了硕士,接着回国创业。我一直觉得,他是硅谷Geek们的中国版。诸如iPad之类的新技术玩意,我总能第一时间从他那儿找到。他也是国内把玩Facebook、Twitter、Groupon、Foursqure的人。啥叫互联网的未来,W做的网站就代表互联网的未来。
W比L拥有更多的掌声和名声。但遗憾的是,他做了好几个连投资人都觉得很酷的网站,却始终没有挣到大钱。原因不外如下:要么是起个大早,却被一大堆抄近道的同行给围追堵截;要么因为资金接济不上,只能让一个更有资源实力的大公司直接吃掉,还有的不知道触了哪根高压线被主管部门直接暂停。
L的生意是实实在在每天都能数着钱的,他都已经可以打高尔夫了,但他并不想告诉无关人他挣到钱了。说了也没人信,几十万月薪不到2000的打工仔拿着300块钱买的山寨机玩L公司做的游戏,每月给他贡献过百元的ARPU值,换句话说,他们收入的十来分之一都心甘情愿地送给L了。我有时也想不通,W针对的客户明明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最有消费能力的精英。为什么他们舍得花钱买最贵的手机,换最新的笔记本电脑,下最好的馆子,在网上却什么都要免费。
圈里公认,只要是W做的事情必定引来围观。同行也好,媒体人、营销人也罢,口口相传,网站流量和用户量几乎是一条直线往上蹿。但奇怪的是,过了没多久就停止上升势头,开始跟中老年同志的心脏一样来回震荡。我也问过L,他的这些草根用户没几个有自己的电脑,更谈不上3G,究竟是怎么发掘的?L笑笑说,网吧都不是最有效的渠道。厂区周边有很多便利店,工人一下班就聚到哪儿。老板提供一台电脑,里面装了各种手机用的游戏、MP3、电影,再备一本类似早年K歌房里的“点歌簿”。不用上网,拿根USB数据线,想要什么下什么。还有更方便的,用手推车直接送到宿舍门口。
有次跟L吃饭,他提问我:如果一款游戏要打入45万富士康工人的市场,该请哪位代言人合适?我先猜周杰伦,摇头,丫目标受众是城市,又猜春哥也不对,她只杀伤学生和少妇,怒了,决定猜当红的凤娇,还是被鄙视!正确答案是凤凰传奇,有百度歌手榜单为证。备选是慕容晓晓。完全超出我知识范围,还好我没猜韩寒。
过去W单纯地以为凭技术就能改变社会,现在他知道你可以不过问政治,但政治会来过问你。不过,要让一个海归精英学会怎么跑门子疏通关系确实有点臊。L曾经愤青过,但如今很务实,好的商人都是知道怎么看《新闻联播》的。他挺关心运营商的人事变动和扫黄整顿,还搞过几次工友联谊会,虽然目的是为了推广他的游戏。前一段富士康工人“12连跳”,他很严肃地跟我说,这事他们有责任。我吓一跳。L讲,那些一想不开就跳楼的年轻人正是他的衣食父母。一部手机通常就是这些工人唯一的娱乐设备,与厂外世界交流的唯一媒介。他们有责任让工人们更快乐。
我所认识的投资人都对W评价很高,但却更爽快给L投钱。因为他们的心里也明镜似的:在中国,做精英的只能赚吆喝,做草根的才能赚着钱。腾讯、百度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上海那位梳分头打摩丝的笑星说过一句经典:我是喝咖啡的,北方那两位是吃大蒜的。咖啡是舶来品,感觉很洋气,吃大蒜却有益身心。今年炒大蒜的都挣了很多钱,没听说谁倒腾咖啡挣了钱。中国的互联网好像也是一样?
我曾经突发奇想,如果把W和L对调位置,情况会不一样吗?他们会更理解各自商业的长短吗?后来想想觉得这事不太可能。
W所追求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美式的互联网”。在美国,信息革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1950后到1990后都是“数字化的一代”。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数字鸿沟”,他们的生意与生活,工作与娱乐都与互联网分不开。这也是为什么80后的扎克伯格能够和50后的乔布斯、60后的贝索斯、70后的佩奇同台竞技的原因。
同时,美国的社会结构是一颗“橄榄”,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城乡之别,所以,美国的互联网可以说是“全民的互联网”。
但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原本我们以为它会是一座“金字塔”,但越来越变成一颗“图钉”。W和L一个站在削尖的头上,一个站在遥远的钉帽上。中国没有一个所谓“全民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是人为割裂的。它既存在于精英的Think笔记本上,也存在于草根的MTK山寨机中。我们的精英也许和美国同步,草根却与越南同步。
事实上,中国的“数字化一代”只存在于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20-40岁之间的几千万中产阶级。剩下的几亿中国互联网用户归根结底都只是QQ用户。互联网改变不了这个现状,能改变它的也许需要更宏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
我相信,L看穿了所谓“中国的互联网”的本质。哪些精英们的欲望从来不缺乏满足的渠道,太多的企业在追逐宠坏其实有限的一群客户。相反,有一大批“数字化贫民”却没有办法利用互联网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条件通过网络让自己的生活质量飞升,只能沉醉于廉价的虚拟娱乐中。L的商业很符合本土国情,很和谐社会,但他能够走出国门吗?
我一直相信,终有一天,W能做点“代表先进互联网”的事情,让美国人也能跟着咱们屁股后面学。可现实的磨难会不会打消他的意志呢?
按照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呆在自己挖的一个洞穴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被阳光抛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而我们这些洞穴的居民却把它当作是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东西。而真实的世界却是在洞穴之外,在有太阳的地方。
不管看这个BLOG的各位精英们是否承认,我们和某些人——一群数量比我们大得多的人(中国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等等,大概3亿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关注那一群人,还会有很多机会。但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走不出自己呆的洞穴。

2010年8月8日星期日